最新消息!NBA还没大结局 火箭比勇士高出3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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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018-09-13 17:33:35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高洁 李放)在今年正式上岗两会的新华社“媒体大脑”,第一时间用人工智能与生俱来的超高效率解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MGC(机器生产内容)视频新闻里排出了“两高”报告里的高频词、新表述等内容。不过,这份速成的分析背后,深层内容您看懂了吗?


“媒体大脑”分析显示,报告中的前十个高频词中,“司法”以182次高居榜首,“检察”、“案件”、“犯罪”、“法院”等均过百次,“监督”、“依法”、“工作”、“改革”和“建设”紧随其后。


“两高”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五年来工作的汇报,不仅仅汇报2017年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同样发生深刻变化、取得重大进展。最高法、最高检向大会汇报工作,有些词语的高频出现不足为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和“建设”,这两个词几乎通篇贯穿“两高”报告,恰恰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体现。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鲜明时代特征。“两高”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正如周强院长在报告中所说:“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相比于2017年,今年的“两高”报告中出现了以下新表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幸福感、权利救济、自贸检察、营商环境、公益司法、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案管机器人、出庭一体化平台、宪法宣誓制度、法律尺度、司法温度、法治公开课、回访帮教、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跨域立案、全员轮训、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互联网+诉讼服务”等。“两高”重合的新表述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新表述的背后是“两高”的历史担当。中国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司法改革必须要跟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才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成为“两高”报告重合的新表述,可见现代科技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各个方面,我们也期待人工智能帮助人类创造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


“媒体大脑”注意到,今年的“两高”报告都提到了多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提及案件的总数创了历史新高。可见,“两高”确实在朝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在努力,做到“用数据说话、以案例说法”,报告既客观总结成绩,又坦诚指出问题,坚持“不回避、不遮掩”。


有了“人工”的解析,再看“人工智能”的解析报告是不是感觉进一步get到了谈论“两高”报告的正确“姿势”了呢?不过跟“媒体大脑”共事了短短几天,它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进化速度已经让我们深受震动了。默默给自己加个油,希望下期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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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外长表示,中美彼此的利益越来越相互交融,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越分歧。双方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王毅外长明确指出,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对中美两国而言,零和博弈、寻求对抗的陈旧思维已不可取,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开辟未来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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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包庇要被追责

1月1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这也是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决定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此次的中纪委全会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战略分析人士研究,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


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2003年与2010年腐败高官数据对比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死刑1人、判处死缓2人、判处无期徒刑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1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3人、判处有期徒刑11年1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开除党籍,未移送司法机关故未判刑。


七年后,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


如果把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为何“腐败高官”频频自取灭亡


这些被称之为国之重臣的高官,何以无视党纪国法,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于不顾,飞蛾扑火似的自取灭亡?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五:


一是入党动机上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换,加入执政党不仅没有了革命党时的风险,而且还能带来利益。于是,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对象中,既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也有为自己盘算的投机取巧者。


二是组织建设上的削弱。打天下时,党的三大建设中,组织建设最为重要。因为在当时,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载体。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制度建设缺失,不仅党委不抓组织建设,个别组织部也急功近利地多抓干部少抓组织,甚至只抓干部不抓组织(一些干部群众戏称名为组织部实为干部部)。时间一长,地力下降、地干田裂、叶枯苗黄,即使下功夫精选优育的几株苗,也未必一定能长好。


三是监督制衡的缺失。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权力的含金量前所未有的大大加重。而我们基本上仍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监督体系。一方面,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另一方面,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犯案多查处少的现实也使不少人敢于铤而走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尽其所能、勉力而为地做了大量端正党风工作的同时,也使自身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困境。群众不满意,党委也不满意;干部不认可,领导也不认可。其实,反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绝非现有纪检监察体制所能承受之重。


四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党执政后犯各种大错误的“总病根”。并对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根治这一“总病根”进行了总体部署。上述腐败高官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五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伏笔。不分解的权力,就会逐渐由普通一票发展为特殊一票,由“班长”变身为“家长”;就会逐渐由“一支笔”到“一把手”,由“一言堂”到“一面倒”;就会逐渐由召集会议人转化为决定会议人,由“公仆”升为“主人”;就会逐渐形成开大会讨论小事情,开小会商量大事情,不开会决定最重要事情的“一把手体制”和所谓的“最后决定权”。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关键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拿走这些钱的。关键似乎也不在于如何用更重的刑罚使其不敢再犯,而在于如何预防使其不能违反。关键甚至还不在于如何加强教育使好人不至于变坏,而在于如何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语)。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入,战果在不断扩大,同时也说明“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强调的“六个更加”(即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完善制度、规范权力;更加注重维护民利、保障民生;更加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科学分解权力,合理配置权力,有效规范权力,从而“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作者为反腐问题研究专家)


2010年反腐败斗争的五个特点


严肃查处一些高层腐败分子。人民群众也历来把我们对待高层腐败的态度,视为是否真反腐败的试金石。张家盟等4名省部级干部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而米凤君、王益等多达10余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法律严惩。


严肃查处买官卖官案件。2010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并提出整治活动要“让那些想搞不正之风的人心生畏惧、自我收敛”,语气非同寻常。在通报相关案件时,也打破了过去只曝光受贿者,不曝光行贿者;只处理骗官者,不处理放行和提拔者的惯例,公开曝光了江苏赣榆县6名行贿买官干部,宣布了对王亚丽造假骗官案负有责任的10多名领导干部的处理结果,震动很大,说明了我们党整治用人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严肃查处土地管理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案件。违规开发、野蛮拆迁、推高房价等一系列导致国有资源流失、激化社会矛盾、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的背后,往往是腐败在作祟。2010年8月,中纪委等四部门联合开展国土资源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人称“土地奶奶”的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被一审判处死刑。而查处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活动,更导致大批贪官落马。


严肃查处司法、执法和监督领域的腐败活动。这类腐败直接危及社会公正的根基,群众深恶痛绝。相继担任过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后任省政协主席的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还有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这4名司法、执法和监督部门的高官在2010年被判重刑,是前所未有的。


高度重视“网络反腐”。 近年来“网络监督”、“网络反腐”因其受力面广、影响面大,而成为人民群众一种新的反腐败斗争形式。2010年各级党政机关和监督部门,对反腐败的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能力明显增强。“上访不如上网”、“小鼠标可以扳倒大贪官”,日益成为共识,也进一步催发了人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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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最近更新: 2018-09-13

简介:王毅外长表示,中美彼此的利益越来越相互交融,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越分歧。双方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王毅外长明确指出,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对中美两国而言,零和博弈、寻求对抗的陈旧思维已不可取,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开辟未来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