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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2018-07-30 16:22:05

科技创新的赛场上,不跑是落后,跑得慢了也是落后,迎头赶上、奋起直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及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心,奋起直追,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件让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事情,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今天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快步迈向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正行进在切换发展动力的关键拐点。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大大增强了我们在众多领域的科技能力。从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器等日用品,到移动电话、个人电脑、互联网应用等信息工具,从钢铁、石化、建筑材料等传统产业,到量子通信、载人航天、分子生物学等尖端技术,随着国家、社会、企业等层面不间断的投入,中国人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自信在逐渐增强。在某些重要关节点上,我们快速突破的能力令国人自豪,令国外同行惊叹。

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像种庄稼,有投入就几乎肯定有产出。抛开基础研究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谈,即使是在他国已经走通的工程技术领域,很多关键点也是不容易攻克的。有科技人员提到,核电站中有一种控制棒,采取无缝焊接制成,众多工程师多年攻关,始终没能掌握其中的诀窍,最后还是不得不高价进口。此外,像航空发动机、控制芯片,甚至是普通的滚珠轴承,要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都非常艰难。在专利制度日臻严密的今天,有时候即便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也无法绕过先行者设置的“专利池”,被迫为自己的迟到支付高昂的“知识使用费”。

“难”只是创新的障碍之一。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更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诱惑。在尝到了引进消化吸收甜头的同时,我们有些科技人员养成了“拿来主义”的习惯,遇到问题就习惯性地想“外国同行是怎么想的”,看“外国同行是怎么做的”。跟踪模仿肯定比自主创新来得容易,就是这种还没做题就想翻书后“标准答案”的习惯,消解了一些人的钻劲和闯劲,捆住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尽管鼓励科技工作者用研究成果创业,但如果都急于“变现”,一旦有机会产生效益,立马就放弃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奔着“股票上市”般的利益而去,最后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技术上,留下的都是一些粗糙凑合的半成品。

在不少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这一“最大隐患”,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难免被人“牵着鼻子走”;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很多时候就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科技创新的赛场上,不跑是落后,跑得慢了也是落后,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是我们形成更强大的科技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中国眼下的科技创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在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基础上,我们仍需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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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撸起袖子加油干

隐秘出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和线索,无法按图索“骥”,寻找周骥阳的行踪全凭大海捞针。根据中央追逃办和浙江省追逃办研究制定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同志始终没有放弃对周骥阳重要关系人的摸排,先后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各地,行程上万公里,走访了解了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有心人,天不负。11月24日,专案组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经过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大连某棚户区内将“改头换面”的周骥阳成功抓捕。

信息日报江西政读注意到,12月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3版刊发了《总经济师的糊涂账——江西南昌发改委原总经济师柳华严重违纪问题剖析》。全文如下:

港珠澳大桥 东方IC 图 通告指出,广东省价格成本调查队依据有关规定实行成本监审后得出的审核结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30年收费期年平均成本为219975.59万元,年均标准车流量2072.57万次,标准车(小客车)单位平均通行成本106.14元/次。

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明确要求规范县委书记权力的意见,被外界解读成中央层面深化体制改革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举动。目前,这项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县(市区)推行的改革试点工作已经进入“盘点”阶段,即将全国大范围推广。 


  12月4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率先在人民大会堂对外推出。睢宁以其人口多、底子薄、社会矛盾复杂而成为中国县委权力制度改革典型样本,因此备受关注。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睢宁初现政通人和。从去年开始,睢宁改革迎来“取经”者众。 


规范公权力,对县委书记“限权”,及至严管各级干部,这正是《意见》的题中之意。为此,本报记者探访睢宁,求解县委书记限权背后的种种顺应大势之举。


昔日之困


发展滞后倒逼改革


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考察报告“江苏睢宁改革创新书系”的主作者。近来,他在向来访者介绍睢宁经验时,总不免感慨,三年前他想都不敢想,有一天能从专属于睢宁的差生位子上逃离。 


2004年,接到从共青团徐州市委副书记到睢宁任副县长的调令时,唐健对于睢宁的印象是:睢人好讼、“宁可报停,不走睢宁”。 


还有早有耳闻的“潜规则”:想害谁,就放出风来,说他要提拔了,告状信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可恰巧,唐健分管信访工作。他亲历一天接访13批次,目睹县政府一天被堵3次。 


社会不稳直接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睢宁虽不是贫困县,但2007年在江苏省主要经济指标排名中,均居全省末位。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成了睢宁头上的标签。 


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2007年8月的一周集中爆发——上千名群众上访,因对上级下发的水库移民款发放政策不满意,围堵县政府长达13个小时,整个县政府机关完全瘫痪。两天后,这些上访群众又扣押了某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等5名干部,并称“不解决问题不放人”。县委县政府领导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强行救人。被营救出来的镇党委副书记哭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还在农村,我们到底怎么了?” 


几天后,县政府又接到水库溃坝的报告,称睢宁县城有可能不保。经过一夜抢险,水库大坝保住了,但水利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 


经历了炼狱般的一周,睢宁县领导班子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睢宁落后,表在经济,本在人心。 


对此,县委书记王天琦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睢宁落后了,全面落后了,落到最后了,已经没有了退路!惟有卧薪尝胆,知耻后勇,背水一战,绝地求生!”


改革路径


严管干部整肃官场


禁酒令,成为加在睢宁干部身上的第一副枷锁,这里面也包括县委书记王天琦。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睢宁却在瞬间完成了转身。 


今年睢宁财政收入预计超过30亿,是2007年的4倍多。 


这组值得庆贺的数字背后,是“逼迫”睢宁走上正轨的100多项制度改革,为其破冰的则是一项“禁酒令”。 


2008年1月21日,睢宁县发生一起车祸,国土局职工赵威酒后驾车,造成两死三伤。 


借此悲剧,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睢宁就颁布了禁酒令,严禁干部在工作日午间饮酒,无例外执行。最初,多数人不清楚“无例外执行”的效力,唐健在县委常委会上问王天琦,“真禁”还是“假禁”。唐健认识到,要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不禁酒,这项工作无法推行。 


很快,“禁酒令”遇到问题。“禁酒令”实施的第七天,省领导来睢宁视察工作,中午就餐时,王天琦、唐健等陪同。禁酒令刚刚执行,上级领导并不了解。据唐健回忆,当时王天琦忐忑对领导解释了睢宁工作日已经无例外禁酒后,该领导大悦,“禁得好,就该禁,要一禁到底!” 


为保障执行,禁酒令施以重典。如违反禁酒令,将被免职,并给予相应党纪政纪处分,责令在县内媒体上曝光,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连带责任。一名镇长到邻县招商,中午喝一瓶啤酒被人举报,因此被免职。 


就这样,禁酒令,成为加在睢宁干部身上的第一副“枷锁”,这里面也包括县委书记王天琦。 


两个月后,《关于领导干部“六不准”的意见》下发,除禁酒外,睢宁领导干部还被要求,一般公务不准用警车开道或警车护送、下基层不准搞边界迎送、不准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不准题词题字、车辆不准闯红灯。 


与禁酒令一样,规定执行的唯一标准是“无例外执行”,保障措施是《睢宁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一系列问责制度的相继出台。 


“这对懒散、腐败的睢宁官员就像是一场大地震。”县纪委书记唐健表示,县级层面的干部整顿风暴很快蔓延到了各镇领导干部,禁止“走读”擅离职守,紧接着,村干部也未能幸免。 


在庞大的监督问责体系下,2008年以来,睢宁共问责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443件,党纪、政纪处分394人。


县委书记权力公开


“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


“‘一把手’绝对是有压力的,不排除会有负面的效应,只能说王书记较少的考虑个人利益。” 


确如唐健所言,严管干部县委需做表率,规范县委权力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县委书记“削权”。而睢宁限权改革实际是从王天琦自我“削权”开始的。 


改革伊始,王天琦就制定了一份权力清单,明确划分了县委、县委书记的权力。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重大事项将不再直接由县委提出方案和建议,而是将权力交给相关职能部门。这意味县委书记将只有否决的权力而无法再从提拔干部、安排工程、土地规划等方面独权专政获得“油水”。 


被自己“束缚”的王天琦尚不满足。接下来,一把手接受监督、问责制,常委会全媒体公开,在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方面,王天琦立了各种规矩。 


真正令县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原本可以束之高阁的伪规定在王天琦手里却把把如尖刀,第一刀伸向了与地方政府利益盘根错节的地产领域。 


事因回迁房小区房屋质量问题,业主反映情况竟被殴打。这引发数百名小区业主到县政府上访。 


“打击不良开发商,让他们在睢宁无立足之地。”群众集体上访的第二天,县委召集有关方面发起一场集中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的专项行动,王天琦在会上表示,对于搞钱权交易的,严惩不贷。 


县长王军带领18家部门领导现场解决问题。在查办睢宁大院过程中,规划局原局长徐亚超、原副局长吴耀宗涉嫌钱权交易,被移送司法机关。 


这场整治风暴随后扩展到了修路、水利工程等所有建筑领域。 


王天琦认为:“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


改革杂音


不可避免被质疑被审视


王天琦和他的团队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类似几次与改革相伴而生的阵痛后,“在一些方式、步骤、节奏方面要重新思考、把量”。


实际上,被“曝光”在镁光灯之下,王天琦无法避免被质疑、被审视的现实。 


去年9月,在一系列严管干部举措取得成效后,睢宁改革推行者将目光转向民风整治,《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酝酿多时终于出台。 


其核心操作手段是,将在全县建立个人信息数据库,按照信用评级标准,把个人信用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 


这项国内首创的改革举动,一度被媒体解读成睢宁县“发良民证”的暴政。 


舆论如山倒,恶语砸向这个苏北一隅的无名小县,一时间“睢宁县”成为基层政府愚昧一面的代言人。 


“任何创新之举出来都会有两派声音,中国的改革历来如此。大众信用管理的措施出台,我们成为议论的焦点,说明我们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说明这项工作非抓不可。”事后,唐健向记者回忆称,这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但出乎意料的是,“被施暴政”的睢宁人却成了力挺县委县政府的一派,原本用于拍砖、掐架的西祠胡同睢宁论坛官方版,呈现了有史以来难得的团结一致。 


唐健形容称:“老百姓想保护我们,但确实没有那个水平应对理论界的挑战,可是却很让人感动。” 


在唐健看来,这些帖子有各种瑕疵的理由,但是结论都是一致的:“王书记,我们支持你!” 


其时,王天琦边看帖子边抹眼泪,“也值了!也值了!”在唐健的记忆里,这是王天琦自2008年任睢宁县委书记后第一次流泪,“又委屈又感动”。 


“很多网友并不了解实情,其实他们是在攻击‘良民证’,而非大众信用管理。”如今,再来回述改革前的挫折,推进者似乎更加坚定,唐健称,“关键在于推动这项工作的人,心里要有数,不能人云亦云,没有定性的工作就做不好了。” 


虽然有所预料,为避免太过高调,王天琦已经婉拒多家媒体的采访。同时,王天琦和他的团队不得不承认,经历了类似几次与改革相伴而生的阵痛后,“在一些方式、步骤、节奏方面要重新思考、把量”。 


而据记者了解,睢宁多项酝酿许久的政策迟迟未敢推出,其中包括一项公开提拔干部,要求网上公布财产的监督制度。 


睢宁改革由此进入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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